个人价值只有与社会价值的结合，才能够表现出最高的意义，这就是一个革命先辈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

车耀先（1894－1946） 四川大邑人。早年投身川军，曾任团长等职，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痛愤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办《大声》周刊，宣传抗日，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1940年3月在“抢米事件”中被捕，关押于贵州息烽、重庆渣滓洞等监狱。1946年8月与罗世文烈士同时殉难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

车耀先出身贫寒，人生经历相当复杂。他做过店员，参加过军阀部队，在军阀部队中从士兵干起，最高曾官至成都卫戍司令部副司令长官，脱离军阀部队后，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长期在成都教授“注音符号”；还曾参加哥老会，信奉过基督教，经过对人生经历的思考和人生道路的选择，最后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投身于争取国家民族光明未来的伟大事业中。

车耀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深感青年人选择人生道路的不易，挫折、困惑都会使一个本来有光明前途的青年走向人生的歧途，而个人价值只有与社会价值相结合，才能够表现出最高的意义。因此，他在社会活动中，对教育引导包括自己子女在内的青年走向服务国家民族的道路，投入了极大的心血。他的几个子女，都在他的教育引导下成为社会进步运动的中坚力量。著名的张露萍烈士也是受车耀先的长期教育、引导，而走上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道路。

1934年以后，车耀先在世界语学会，注音符号促进会等社会团体中积极活动，团结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并担任“注音符号促进会常务理事”，在四川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和省立女师校任“国音”（注音符号）教员，主办了几期以小学教师为主要对象的“注音符号传习班”。他通过讲课和课后谈话，给学生讲解时事，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启发了不少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车耀先为成都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班的黄玉珍同学在笔记本上题写毕业赠言道：

经济生活和文化确实有密切地联系。人类的经济生活，是人类文化的基础。而人类的文化，又只是经济生活的上层建筑。但这种联系，并没有证明有钱人一定文明和穷人一定野蛮。这联系只是表现为这样的事实：哪怕是在社会上处于被屈辱的地位的人，哪怕在这地位上不断地感到经济生活的恐慌和穷乏，如果这恐慌和穷乏是逼着他们向上，逼着他们对屈辱和被掠夺的现状起来反抗时，他们的反抗的努力就是“知荣辱”的表现。他们在反抗的努力中就同时会促进了文化的向上。反之，对别的国家或人民实行侵略掠夺，或者帮着侵略者掠夺别人，以达到自己的丰衣足食的人，才真正是“不知耻”的人群，是文化的破坏者。

这个笔记本，黄玉珍同学一直珍藏了近60年，1996年捐献给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她希望烈士的遗言能教导更多青年树立正确的“荣辱观”。

针对当时一些青年感到前途迷茫、迷信命运，车耀先对传统的“八字算命”作了入情入理的分析，鼓励青年朋友要努力奋斗，而不要消极地等待“命运”的安排。他说：

究竟八字与人生有无关系？据我所知一点关系都没有。假如以降生的时间关系，就能影响人生的话，那么，根本就没有人生了。因为人生就是奋斗。命既前定何必奋斗呢？既不奋斗，何有人生？又云命好奋斗易成功，不好就不易成功。也是不对的。成功不成功，是人的能力够不够的问题；决不是命好命不好的问题。我们能说：每天同一时辰而生的一万人的命运，都丝毫不差吗？与人生有关系的是：生前的腹教，生后的保育、教育与自己努力不努力诸问题。降生的时间，除了警告我们说：“年龄不小了，还不努力吗？”之外，与人生毫无关系的。

车耀先被捕入狱后，对生死置之度外，却挂念儿女的成长。在狱中，当局发了一套极力推崇的《曾文正公家书》，车耀先由此受到启发，想到今后能否出狱断难预料，应该给儿女们留下引导人生的文字。于是借口要写《曾文正公家书》读后感，向狱方要来笔和纸，完成了自己的《自传》。《自传》的《自序·先说几句》中写道：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余因政治嫌疑被拘重庆，消息不通，与世隔绝。禁中无聊，寝食外辄以《曾文正公家书》自遣。遂引起写作与教子观念。因念余出身劳碌，磨折极多；奋斗四十年，始有今日。儿女辈不可不知也。故特将一生之经过写出，以为儿辈将来不时之参考。使知余：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已足矣。夫复何恨哉！

这就是车耀先留给后人独一无二的、最宝贵的财富！